7joy's Blog 身体是用来做爱的，思想是用来骗人的……

高尔泰：愿将忧国泪，来演丽人行
　　————一篇小说引起的感想
　　高尔泰
　　来源：《读书》
　　
　　 兰州——成都途中，偶然看到一篇小说，是宣传爱国主义的，引起了一点有关的感想。
　　
　　 小说的题目，叫《雪落黄河静无声》，写两个“右派”在劳改过程中恋爱的悲剧。女的叫陶莹莹，男的叫范汉儒。前者被划为右派后，因越境潜逃被投入监狱。后者被划为右派后，没有越境潜逃被投入劳动教养。“大墙”之内接触，互相产生了爱情。虽然朝思暮想，却无法单独相见。后来两人都被释放了，并被安置在同一个地方，有可能结合而没有结合，反而突然分开了。原因呢，不是偶然的误会，也不是不可抗拒的外力的阻挠，而是男方的“爱国主义”。当范汉儒，这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模范(这想必是他名字的含义)，得知陶莹莹在被划为右派后曾企图越境潜逃时，就坚决赶走了她。
　　
　　 他追问她为什么被劳改，她说如果是杀人罪呢？他说只要改了，可以不计较。如果是流氓罪呢？只要改了，可以不计较。如果是盗窃罪呢？只要改了，也可以不计较，
　　
　　 　
　　
　　 “‘如果我……我’她目光悲凉地盯着我，‘……我是……曾经有罪于祖国的人呢？’她捂起了脸，埋起了头，似乎是在等待着命运的宣判。”
　　
　　 “‘只要不是叛国犯，我都能谅解。’我脱口而出，‘别的错误都能犯了再改’唯独对于祖国，它对于我们至高无上，我们对它不能有一次不忠……”。
　　
　　 　
　　
　　 这个被称为“六点钟”(一条直线)的典范人物是这样想的：企图越境，不管在什么条件下，由于什么原因，一概等于叛国。这是不能改的，改了也是不算数的，所以“一次”也就等于永远，万劫不复。
　　
　　 　
　　
　　 “屈原受了那幺大的冤枉，并没有离开生养他的祖国土地呀！最后，还是跳进了汨罗江，被称为千古忠魂！陶莹莹尽管五七年受了委屈，怎幺能离开生养她的母亲，养育她的大地呢？！这个楔子打在我们中间，我和她怎幺能够继续下去呢？”
　　
　　 “我认为无论男人、女人都有贞操，一个炎黄儿女的最大贞操，莫过于对民族对国家的忠诚。”
　　
　　 “你、我、她都应当无愧于我们光荣的祖先。”
　　
　　 　
　　
　　 当祖国、民族、国家、炎黄儿女和光荣的祖先等这些含义不同的概念被搅在一起，一股脑儿塞给我们的时候，我简直是被弄糊涂了。特别是在小说所引用屈原的例子中，不但把这些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而且把“祖国”这一概念同特定时期特定的政治路线的概念混为一谈了。这就不但意义不明，而且对于爱国主义的精神建设来说，有可能起到一些消极的作用，不能不给予一定的注意了。
　　
　　 先秦时期相对独立的各诸侯国，都是中国(天下)的一部分，领域变动不居，并不存在什么国籍问题，当然也谈不上什么国家观念。“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天子治天下，诸侯治国，卿大夫则治家(采邑)，三者互相从属。有识之士，往往哪里能“行其道”，就到哪里去。“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左传》)春秋时候就是这样了。到战国，各家朝秦暮楚，更是习以为常。小说中提到的“重耳走国”，即其一例。当时连儒家的孔丘、孟轲、荀卿，也都奔走道路，不以“去父母之邦”为非，何况屈原。屈原是楚怀王的近臣，“竭智尽忠以事其君”，“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不料“忠而被谤，信而见疑”，因之愤而自杀，表现出一种“死谏”的愚忠。“文死谏，武死战”，“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这样对于某一昏君的愚忠，同我们今天对祖国的爱毫无共同之处。
　　
　　 这不是说屈原不爱国。屈原是爱楚国的，仍不失为伟大的爱国诗人。但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对于楚怀王，一方面进行批判，一方面又无限忠诚。楚怀王所代表的，并不是楚国，而是一条有害于楚国的错误政治路线。屈原的爱国，恰恰表现在他为了楚国的利益而对楚怀王所进行的批判，而不是表现在他对楚怀王的愚忠。
　　
　　 爱国主义首先表现为，希望并致力于祖国的进步和繁荣富强。因此每一个爱国者，都必然地要同有害于祖国的错误路线和错误行为作斗争。只要他的目的是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即使他在斗争中由于避免迫害而暂时避居国外，也无损于他是爱国者。近代史上许多著名的革命家，大都既是流亡者又是爱国者。屈原的名字只有一个，而这些人的名字却可以列出数百。此外，还应当把弱者的逃避与“叛国投敌”区别开来。所谓“叛国”，是指受外国指使而损害本国利益，或为投靠外国而出卖本国利益。只要是为此目的，不论越境与否，都是叛国。这里面有许多具体情况，应当具体分析，这才叫实事求是。
　　
　　 如果笼统含糊地把一切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的越境潜逃一概斥为“叛国”，从逻辑上来说是混淆了祖国的概念与不同时期政治路线的概念；从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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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傅雷家书 精选注译本
出版社: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8年4月第1版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下个星期，我将去南昌听傅雷的长子傅聪的音乐会，相信会很棒。之后会拍一些照片，和大家分享……

Fou Ts'ong performs Haydn for his latest CD

link[在聽之前先暫停BLOG背景音樂]

Fou Ts'ong performs Haydn for his latest CD: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zNTEyMTky.html

钢琴诗人傅聪:http://you.video.sina.com.cn/b/22734521-1345039517.html

[文/高尔泰]

一

　　1978年底，我初到北京时，已经四十三岁。一年前，我还在酒泉五七干校劳动。半年前，刚“归口”到兰大哲学系。李泽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学室当副主任，主编《中国美学史》。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邀我一同参加。我被“借调”到社科院。
　　但我对不起他：去了，没给美学史写一个字，却写了许多自己想写的文章。我说我骨鲠在喉，难得他表示理解。后来出书，还白挂了我一个虚名，白给了一份稿费。都是好意，我受之有愧。 <92年的高尔泰>>>>>>>>
我们的交往，始于五七年。那时全国围剿《论美》，我成了政治批判的靶子。他在《哲学研究》上发表《关于当前美学问题的争论》一文，归纳了四种看法：
　　一，高尔泰的主观论；
　　二，蔡仪的客观论；
　　三，朱光潜的主客观统一论；
　　四，自己的客观性和社会性统一论。
不同意我的看法，但说它值得重视。没抓辫子，没打棍子，没说主观就是唯心，唯心就是反动，很特殊。我给他写了个信，谢没落井下石，赞有学者风度。他回信说，这是最起码的。那时候，我们都年轻（我二十一，他二十六），“在山泉水清”。有过这么个茬儿，一直保持着好感。反右后没再联系，“新时期”恢复了通信。
到北京，才第一次见面，相识虽新有故情。说起敦煌，他示以长诗一首，“快马轻车玉门关，万里风尘谈笑间……”，是五七年去参观路上写的。那年我去酒泉劳教，走的是同一条路，也有几句东西给看。末尾是“无限行程无限苦，最苦大漠寂寥中。”我说我这两句，和你那两句，象征着两种不同的命运。他说我是不了解情况，他也历经坎坷。
说起三十年来家国，同感古国之古。那时的他，绝对是专制制度的敌人(告别革命当人大代表是后来的事)。作为学者，他的优势在于人文精神，道义感和抽象地思维的能力，和钱钟书先生那种技术性活动图书馆不属于一个类型。所以作品都有一种理论性和指向性（要说明个什么）。至于对与不对，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二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北京，到处是工地。特别是社科院所在地东长安街建国门一带，直到永安里大北窑，脚手架林立，推土机起重机日夜轰鸣。大卡车往来穿梭，卷起团团黄云。空气污浊，一股子烟尘的气味。
社科院是几栋三层楼房，据说原先叫海军大厦。已很老旧，有宽阔的楼梯和走廊。走廊两旁塞满了书架，堆放着一捆一捆一包一包的纸袋。没人动它，罩着一层灰。都是些陈年资料，有用没用，谁都不知道。留下的过道，狭窄而曲折。清洁工人的大拖把，游出一条发亮的淡绿色水磨地面。
哲学所美学室，在前一栋二楼走廊的尽头。里面住着矮个子韩玉涛。他年过四十无家，又没分到房子，住在办公室。烟瘾很大，满室云雾。患精神分裂症，每天吃药。我来所后，同他合住。室有大窗，下临小院。院内有枯树一株，残破桌椅若干。桌上枝影横斜，猫脚印如墨梅，浓淡疏密错落有致。
韩君健谈，言语不俗。国学基本功扎实，写稿子惯用毛笔。字极好。小楷铁画银钩，狂草雷奔电驰，变古而有唐风。治书法美学，见解独到。发表在《美学》杂志上的文章，掷地有声。诗、词俱佳，虽亦歌功颂德，都铿锵可读。可惜当时没有抄下，现在记得全的，祗一首了：
滔滔天下今谁是，大寨秋高，大庆秋高，大纛飘飘在九霄。
金风烂漫红儿闹，亦有长矛，亦有羊毫，云外惊飞是大雕。
室内有办公桌八张，晚上我们各用四张，拼起来睡觉，早晨再还原。不还原也行。除了星期四的“政治学习”，一般没人来。韩君失眠，深宵不寐，噗夫噗夫吧唧烟斗。有时用烟斗敲着桌子，问是谁派我来监视他的。说他没反党，没反社会主义，什么也不反。第二天早上，吃过药，又向我道歉，说那是病，请不要见怪。据说病人不知病中言行，可他记得。


三


去后第一次政治学习，是听副院长邓力群做报告。那口气，象小学教师上课。我至今记得其中的两句：“首长们为革命做了那幺多的贡献，难道不应当照顾一下吗？”这是驳斥一种错误言论：社科院不是安置高干子弟的地方。当时我很惊讶，因为听众不是儿童。但别人都不在乎，习惯了。也没人真的“学习”，讨论无非闲谈。骂特权，骂腐败，甚至骂毛，都没顾忌。我又很惊讶。因为“新时期”的这种宽松氛围，北京先有。外地还死气沉沉。而我，刚来自边远的省份。
我们的室主任齐一是老干部，但很开明。他后来当了哲学所的党组书记，兼副所长。仍兼任美学室主任，常来美学室参加政治学习，同大家一起，笑骂先皇庙里的“那个万寿无疆”，说“广场变成了圣地”。他说朝圣者围着“那个东西”打转，就像当年红卫兵参拜芒果。领导人如是说，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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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泰：关于人的本质

相对于动物的需要来说，“人的”需要意味着更高的生物效能。人类愈是进步，社会愈是复杂，需要愈是多样化，人的本性愈是丰富，人和人也就愈是千差万别。个别差异意味着人的本质的丰富性。但是在人与人，个人与社会相矛盾的历史的条件下，这种差异往往得不到承认。不承认个体差异的力量，也就是限制人类创造，束缚人类自由的力量。所以它又是否定人的本质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它通过与创造主体相疏远而与人对立。为要实现人的本质，必须突破这种力量。为要突破这种力量，必须在承认个体差异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消灭个体差异的基础上，即在自由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必然的基础上，寻出个体和整体的统一。于是这样的一种寻求，也就成为一切人的需要中最基本最普遍的需要。满足这种需要的活动，也就是追求真、善、美的活动。真、善、美的统一是自由。所以这一切需要又可归结为对自由的需要。它们只有在自由中才能得到满足。没有自由，就没有任何除自下而上以久的“更多的”需要。
对真的需要可以表述为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需要，包括对知识的需要，对哲学的需要，对理论上的参照系统和价值系统的需要。热爱真理，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是人类特有的精神。所谓真理是认识和客观现实的符合。人的需要本身就离不开这种认识，离不开人对具体情况、即它得到满足的可能性的认识。这种认识是人的一切精神需要和肉体需要相统一的基础。这种认识是人的一切精神需要和肉体需要相统一的基础。这种认识和基于这种认识的劳动实践（包括生产建设、科学研究、哲学思考和艺术创作等等在内），是人类取得自由的第一个前提；对善的需要，可以表述为同他人联系的需要，包括同情心，羞耻心，被理解的需要，受新生的需要，爱与被爱的需要，关心别人甚于关心自己的需要等等在内，都无不是人与人互相联系的途径，都无不是个体与整体走向统一的通道。由于自由只能在个体与整体的统一之中才能实现，所以向善的努力本质上仍然是一种追求自由的努力，它的满足乃是人类取得自由的第二个前提；对美的需要可以表述为自我解放的需要。美作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意味着我从有限的自我超越出来，而同外间世界达到同一。这种同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永不满足、永不停留的。是在不断的超越中不断的扬弃、从而把人不断地推向更高的人生境界的。所以审美的能力作为一种感性动力，审美活动作为一种能力，包括人类为自己创造的每一种更高的生物效能，都必然地要求自身的实现。所以对于具备了这种能力的人类来说，对真、善、美的需要也就成为最基本的需要。
这三种需要是互相密切联系的。任何真理都不是属于个人的。一个人重视真理甚于重视个人的物质利益到什么程度，他就人化到什么程度。同时也就善和美到什么程度。市侩根本不知道真理的价值，这是他的动物性的证明。任何一个真正的人都不会去追求市侩的幸福。不管伊壁鸠鲁说得多么动听，人在老饕的餐果上和守财奴的保险箱里找不到真正的幸福。人类的幸福始终是和自由联系在一起的。自由和幸福的判别只是我们观念上的一种差别，事实上它们是一个东西：人只有在自由的时候才感到幸福，也只有在幸福的时候才感到自由。如果一个人感到自由却又不够幸福，那么这只能意味着这自由还不完全；反之如果一个人感到幸福却又不够自由，那么这也只意味着他的幸福还不完全。真、善、美之所以比个人的物质利益更使人幸福，也就因为它比个人的物质利益更能使人接近自由的缘故。这种体验具体到什么程度，人就人化到什么程度。
狭隘的物质利益对人的支配，也就是自然必然性对人的支配，这是一种古老的支配力量。在自然必然性的支配下，一切生物都弱肉强食：狼吃羊，藤萝争夺树木的阳光，以及整个动物界寄生在植物社会里面，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其所以天经地义的道理，达尔文早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然而历史的这种无情的必然需要早已经被超越了。与之相反，主体的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往往是通过帮助弱者才体现出人的体质的。当他饥饿的时候，同情心使他不去抢劫另一个更弱小者的食物，反而把自己仅有的一点分给那别一个。这个我们称之为“同情心”的东西，其历史的含量显然多于任何生物学上的本能。不，这是一种在生物界根本没有过的东西。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那另一个正是他生存竞争的对手，自然必然性只会批示他去战胜他。他的同情与友爱恰恰是对于大自然的一个背叛。大自然根据同一法则创造了万物，包括人、鹰和狼，它既然给了鹰以利爪，狼以尖牙，他又怎么能不把人的这种行为看作一种背叛呢？然而个人作为单独的存在物正是通过这样的背叛把自己和野兽区别开来的。百当他弱肉强食的时候，例如当他行凶、强奸、抢劫、诈骗、压迫和剥削等等的时候，他就和动物没有两样了。在生活中，人们早已把这样的行为称之为“兽行”，把这样的人称之为“衣冠禽兽”，这不是偶然的。“兽行”是对自然必然性的盲目，它造成人的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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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由于人的本质只能存在于个体和整体的统一之中，所以抽象的、静止的、孤立的个人不具备人的本质，也不具备人的价值、意义和丰富性。孤独的个人不具备人的本质，也不具备人的价值、意义和丰富性。孤独的个人的存在历史上是昙花一现的现象，这样的人的存在是动物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存在。所以一旦人和历史、社会脱节，一旦人和“人的世界”疏远了，一旦人的族类由于内在的矛盾而自我分裂，孤独的、不自由的、在历史命运面前无能为力的“个人”，就会发现自己的渺小、空虚、生活没有意义；就会被异化为“非人”的事物，精神生活找不到出路。
人之孤立而成为个人是迫于历史过程的力量。但人仍然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仍然是人的创造物和人的现实性。自由在这里是一个主体性的东西，即使它被压抑、被异化了，它仍然是被压抑异化的人的本质；从另一方面来说，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人又是一个在不断自我创造的过程中被自己的本质所压抑的伟大的存在物。世界历史的曲折、缓慢而又艰难的进程，无非也就是这个不断地自我实现又自我否定的、人类从自由出发而又向着自由前进的运动的可以触摸到的现实而已。
所以每一个历史地不自由的个人又都以其独特的、不可重复的方式参与创造历史，而在这创造中实现他的自由即他的自我。正因为如此他才是自我创造的生物。所以自由并不是一种只有在遥远的将来才能实现的宏伟目标，人类也不是只有等到那时候才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那样，历史也就不能前进了。当布鲁诺在认罪书和火刑柱之间作出选择时，当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请求赦免和终生苦役之间作出选择时，镣链正锁着他们的手足，但他们仍然是强大和自由的、真正的人。因为他们所选择的火刑柱和终生苦役把他们和整个人类的历史命运联系在一起了。他们被与社会隔离，但他们并不孤独，他们是族类整体的一部分，因而属于一个永不失败的队伍。个体做不到的事情，整体都能做到，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万能性。整体是不会失败、也不会死亡的，因为在整体中，这一个人的生命和事业可以通过另一个人延续下去，薪尽火传而生生不息，以至于无穷。对于族类整体来说，提起脚是在走路，放下脚也是在走路，而上升的道路和下降的道路是同一条道路。在这条路上，每一个为真理而受苦受难的布鲁诺和军尔尼雪夫斯基都由于超越了个体生命的物质规定性而从狭隘的“自我”之中解放出来，而和全人类一同受苦受难。正因为如此，所以任何苦难都不能越过他心中的某个东西。而同时，由于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人，他们的痛苦也获得了某种快乐的性质。因为做一个痛苦的人总比做一个快乐的动物要好。他们的痛苦是他们的人的本质的证明，他们通过这一痛苦而体验到自己的人的存在。所以他们宁愿选择痛苦。在这里，我们看到，人由于在个体和整体的统一中实现了存在和本质的统一，痛苦获得了快乐的性质，囚禁获得了解放的性质。
这里用布鱼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为例子，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理论是正确的。不，他们早已经被超越了。他们是应当被超越的。他们是作为人类通向真理的桥梁被超越的。就是说他们是作为人类自我创造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被扬弃的。而他们的被超越和扬弃，也就是他们的参与创造历史。如果没有这各步断的超越，历史也就停止了，人也就不成其为人了。如果不是和路连在一起，桥还有什么意义？成为桥，是他们为人类为历史作出的贡献。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所形成的各个人的现实的物质生活状况，和基于这些状况的物质需要，是人的存在的“彼岸”，而“彼岸”世界的存在正是由于有这些桥梁的缘故。所谓个人创造历史，也就是桥梁创造彼岸。不是桥梁“通向”彼岸，而是桥梁创造彼岸。“知足常乐，能忍自安”的哲学，是此岸的哲学，因而也是动物的哲学。成为桥梁也就是成为人，这是他们的自我创造。人只有参加到历史的行程中才能够自我创造，只有在创造世界的同时才能够自我创造。
历史是人创造的，所以它不是不可逆转的过程，它就是创造活动本身的表现。历史上有些农民起义的领袖变成了荒淫残忍的暴君，有的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参加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这期间个人的选择作为无数力的平行四边形的组成部分，纵模交错地影响着历史的进程。茫茫尘世中无数人的这些微小的、看不见的活动的总和，是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深远的潜在动力。所以一个人有可能在实践地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选择而实现自由的过程中，把偶然性引进历史。正因为如此，正因为个人把偶然性引进历史是可能的，历史才不是抽象的历史，才不是黑格尔式的无情的逻辑行程，才不是把人当作工具当作从一个点向着另一个点直线前进的手段的人之外的力量。
承认个人参与创造历史，就逻辑必然地要求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是把一切都归因于历史的必然，用自己没有自由来解释。每个人的生活条件各不相同，但是探索还是盲从，正直还是卑鄙，勇敢还是懦怯……选择的机会对每个人同样存在。正因为如此，每个人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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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高尔泰]

　　一

　　我是一株无根的转蓬，钩留在大西北，将近三十年。那些连绵不断的雪山，日夜浩荡的河声，辽阔戈壁上若有若无的羊肠小道；那些在一往无垠的朔风中不息地摇弋的高高白杨，和薄暮时分荒寒山村里凝聚着畜粪气息的炊烟……于我都有了一份乡情。当转蓬又开始滚动，不禁频频回首﹐如同离乡背井。
　　内地有几个学校要我，想先去看看再说。拟取道成都，经津、京、宁、沪，南下汕头。汕头大学副校长李时岳先生一连给我写了三封信，邀我到那里主持一个美学研究室。听说那边的政治气氛宽松得多，我很动心。梦想着有一个临海的阳台，几扇临海的窗。夜深人静时分，听水和石的交响。

　　上路第一站，是四川成都，这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城市。残留着许多古城的韵味，语音兼有北方的厚重和南方的清圆。街头巷尾茶馆很多，家家满座，一股子休闲的气氛。似乎生活的节奏，比其它城市缓慢。同人们交谈，常感到地灵人杰。有时你会发现，一个期期艾艾的小青年，理论素质之好，超过不少京畿沿海的文化明星。有时你会发现，一个吊而郎当的家伙从口袋里掏出来的一张皱巴巴的纸上，写着一首好诗，掷地有金石之声……。

　　可以栖身之处，有两个：四川大学和四川师范大学。前者和兰大一样，在市中心。“全国重点”，经费足资料多，交通生活都方便。但出门人挤人，日夜市声喧，我怕。后者是省属学校。房舍陈旧，设备简陋。但位在城外山上，长郊绿无涯，有一种古典的宁静，我喜欢。

　　川师中文系主任苏?先生，校长王钧能先生﹐和校党委书记袁正才先生都劝我留下。他们说，现在户口制度是硬的，要是本单位卡住粮食工资人事档案，谁都难办。你既然喜欢这里，就让我们先试试。办不成，再去汕头不迟。办成了想走，我们不卡你，算是帮你搭了个桥。言辞恳切，也在理，我感谢地接受了。

　　学校在请示省委以后，派了两位老师，万光治老师和邓元宣老师，持外调证明到兰大看我的档案，趁机把它偷了过来。这种事，连我都觉得匪夷所思，一贯保守的兰大党委，反应之强烈，可想而知。但是隔着省，川师大不响应，他们也没法，只能通过甘肃省委同四川省委交涉。结果是，兰大答应放我。为防节外生枝，学校派周治虎老师代替我回去办手续和接孩子。不久周老师就把高林带来了。稍后书籍和行李也都运抵。

　　此事如此顺利，得力于四川省委的支持。但因此我的逃避政治之行，又被涂上了一层政治色彩。刚安顿下来，省委书记冯元蔚和副省长韩邦彦两个，前呼后拥，到师大来看我。说，欢迎到四川来。说，有什么解决不了，找我们就是了。据说自师大建校以来，他们谁都没有来过。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说明他们不过是演戏（正如甘肃演坚持原则，他们是演改革开放，后台不同之故。），把我当作道具，我还真的以为，可以有一张安静的书桌了呢。
　　　
　　二



　　学校在刚落成的家属楼里，给了个四室一厅的单元。与邻楼很近，窗子对窗子。看电视炒菜，声味与共。在苏?先生的帮助下，我用它换了一套山坡最高处年久失修、三室一厅的老屋。虫蚀木，如石鼓文，雨漏墙，若抽象画。但有六个大窗，窗外便是山野。朝暾夕照，霁色晴光，气象万千。我得之，很庆幸。但校园里议论纷纷，说我怪。有人写了篇《教授学雷锋》，说我是“哪里困难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偶然见报，哭笑不得。

　　苏?老师说，可以理解。你越是和人家不同，人家就越是盯着你。和大家一样，就没人管了。人管人的文化，是产生大一统主义的温床。

　　搬家后一直很忙。除了教书，有写不完的东西要写。高林在师大附中插班，进度比甘肃快，日夜赶功课。屋里一直很乱，风过处，一地的书籍纸张翻飞。直到和小雨结婚，她从首都博物馆调来我校艺术系教书，一同粉刷了墙壁，油漆了地板门窗，购置了必要的家具。书上架，帘上窗，才象个家了。

　　妻名小雨，成都又多雨，家因名雨舍。雨舍地界，不限四壁。当窗的老树，原始的山野，带着云影霞光和草木气息的风，没有电灯的夜景，不掺杂着噪音的雨声，和若有若无的淡蓝色的地平线……都是我们极为宝贵的财富。

　　除了初到敦煌的三年以外，这是我一生中最安定也较顺利的时期。上面给了我一个叫做“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的头衔。是全国统一的政策，各省都有几个名额。就像五七年分配坏角色，这次是分配好角色。好角色有好角色的待遇：涨两级工资，“以资奖励”，外加当“政协委员”。我得之，如同中彩。

　　可惜我演不好这个角色。听说在政协会上，有人（川大教务长唐正序）因我不去政协，骂我“不识抬举”，预言我“没好下场”。骂对了，也预言对了。渐渐地，麻烦来了：巴蜀书社出《高尔泰文选》出不来，哈佛邀我讲学出不去，甚至南开录取高林也被取消……直到后来的捉、放一场，都莫明其妙。

　　关键是莫名其妙：都没有人说明理由，也没有人承担责任。

　　经历过太多的大张旗鼓，觉得这种鬼鬼祟祟的做法很奇怪：权力无限的他们，怎幺还用得着鬼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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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高尔泰]

来源：1989年《书林》第1期

离开大西北，已经整整三年了。那扑面的飞沙，那连绵不断的雪山，那茫茫草原，那苍凉肃远的沙漠和雄浑阔大的戈壁，那永远覆盖着一层轻尘的忧郁的乡村，那一往无垠的被朔风吹拂着的银色的凤尾草……至今犹在我的梦魂中缭绕。
但是最使我怀念的，还是留在那里的朋友们。那些长期患难与共，在惊惶恐怖的日子里可以信赖的朋友们；那些在流放地偶然相逢，慷慨悲歌倾心相许而匆匆别后永远不曾再见的朋友们；那些在闪抖的篝火边弹着忧郁的吉他，相对无语而心灵始终相通的朋友们；那些有一个温暖的家庭但不避嫌疑无数次款待，并冒险替我收藏和转移文稿的朋友们；那些在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改善了我的处境，而又不把恩惠当作债务时时提醒我感激和报答的朋友们……。
《“经济学一一皙学手稿”论析》一书的作者韩学本，就是他们之中的一个。我与他原先并不相识。1977年才见面。那时他是兰州大学哲学系系主任，我在酒泉戈壁滩上劳动改造。他找到我，告诉我他和辛安亭先生（当时兰大校长）都希望我到兰大哲学系任教。我说这恐怕难以办到。他说不，现在形势改变了，完全有这个可能。只要你愿意，一切困难由我们来克服。你就不用管了。他告诉我形势如何在向好的方向转化，然后他走了。连水也没有喝一杯。在苍茫的暮色之中，留下历史
进步的最初信息，留下沙路上一连串深深的足迹。
半年以后，酒泉地区革命委员会通知我，“由于工作的需要”调我到“新的岗位”兰州大学哲学系报到。我一到兰州，韩学本和他的夫人何凤仙（她在师大中文系任教）就设家宴为我“接风”。我这个衣衫褴褛、蓬首垢面、二十多年来像抹布一般被人们踩踏和鄙视的贱民，在他们家被作为贵客隆重接待，连孩子们都用尊敬的眼光来看我。斯情斯景，今犹历历在目。
后来我才知道，在调我的过程中，老韩遇到大大小小无数困难，受到大大小小无数压力。有许多问题，是由辛安亭先生亲自奔走才得以解决的。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却招来许多批评，主要是批评他不该对一个“右派”这么“感兴趣”。在当时，这是十分严厉的斥责。这类指责往往带来不祥的后果。现在的青年已经很难想象，在当时，要顶住这一切需要多大的决心和勇气。
由老韩调进的受迫害的专业人员不仅是我一个。像北大哲学系毕业，由于批评教条主义与个人崇拜在中国科学院被打成右派，劳改二十多年最后当了农民的杨子彬；以及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坚持民主要求，被逮捕监禁十多年释放后也当了农民的张书城等等，都是那时到兰大的。我们到了兰大，不是事情的结束而是事情的开始。接着而来的是一连串的问题。像住房问题、平反问题、工资问题等等。如果老韩不闻不问，我们的生活、处境就会极其困难。如果老韩进行干预，他就会受到上、下、四周的更大压力。他事无巨细都要帮我们去跑，又容易激动，常常同有关部门吵得面红耳赤，反而增加了解决的难度。他为此对我们感到很抱歉，我们也为此对他感到很抱歉。
老韩的专业是马列主义原理。在大学里教了三十多年的马列主义，对所有的经典著作都十分熟悉了。但依然保持着思想的活力。他常说，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在当时，这几乎是石破天惊的“怪话”了。当时普遍的看法是，时代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来发展的。特别是在我们兰州大学哲学系，公认为所谓哲学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它能告诉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老韩并不与人辩论，当大家这样说的时候，我注意到他木然的表情里有一种孤独者落落寡合的神色。
他把被教条主义者判定为马克思早期不成熟的、在黑格尔影响下带有唯心主义成份的笔记《1844年经济学一一哲学手稿》，看作是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之一。那时他对我说，忽视这部著作，造成了我国以及苏联哲学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片巨大的空白。他说应该填补这一空白，这是我们这一代哲学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使命。我同意他的意见。但我认为，这种“忽视”绝不是偶然的。手稿中的中心概念是“异化”。而对于“异化”的研究，必然要涉及到许多当前极为敏感的现实问题。我说，如果你真要认真研究这些问题，恐怕你这个系主任也就当不成了。他回答说，他，作为一个
共产党员，有必要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他说他准备写一本书，来阐述和说明被误解了的马克思的真实思想。他说：“我豁出去了，绝不后退。” 我不知该说什么。劝人豁出去不好，劝人后退也不好。于是乎我就沉默。我希望将来，中国知识分子除了这两种选择之外，还可以有其他的选择。
后来我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他频频来信，讨论《手稿》的问题。显然，他是一头扎进去了。不久，他寄来一篇谈异化问题的文章，仍然谨守着正统的信念，但却在这个信念的支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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